提起“中华文化的浩劫”，几乎所有人立刻就能想到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，因为这一行为使得中华文化出现了一个断层，春秋战国时期以及之前的众多极其珍贵的文献被付之一炬。然而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有一位皇帝对中华文化的摧残，做的比秦始皇更加彻底、更加凶残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位皇帝就是大名鼎鼎的清朝皇帝乾隆，他发动的“文字狱”与“禁书运动”彻底打断了中华文化的脊梁，是中华文化的第二次大浩劫。
读过史书的人都知道，这位开创“康乾盛世”的皇帝本身并不荒唐，他性格理智，头脑清晰，处事精明细致，智商情商都很高。可这样的一个人，为何会做出如此不近人情、甚至是“丧心病狂”的事情呢？
乾隆皇帝为什么要发起“文字狱”与“禁书运动”？
这还得从乾隆统治中期的几个案件讲起。
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，云贵总督硕色向皇帝密报，他偶然发现了在民间广泛传抄的“奏稿”，该稿件自称是乾隆朝以敢言闻名的大臣孙嘉淦（注：gan，四音）所作，不过语言粗俗、文笔拙劣，一看就是伪造。
但内容，却很震撼，主要讲的是当今皇帝的种种失德之处，犯有“五不解，十大过”。虽然，原文已经失传，根据现有史料推测，我们也能略知一二，一是说乾隆南巡，是浪费民脂民膏，贪图享乐同时到江南搜刮财富，二是夸大其词，大肆渲染皇帝荒淫无度，去江南巡游，名为探访民情，实际上是去寻找民间美女带回宫中淫乐。（这一点就类似于现代的导演和编剧，拍摄乾隆皇帝的电视剧，不安排十个、二十个女主角都不好意思上映）最后，是对满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。
我们完全可以想象，乾隆皇帝在读完这个密报时候的表情和感受。这件事，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当头一棒，没有任何精神准备。
首先，乾隆皇帝在读到这个密报时，已经统治这个庞大帝国十六年了。这十六年来，他减轻刑罚、减免赋税、平反冤狱，这十六年来，他对外开疆拓土、抵御外敌，对内恩待群臣、体察民意，这十六年来，他通宵达旦的批复奏折、天不亮就上朝处理政务、为这个庞大帝国的健康运转殚精竭力，他在像太阳一样源源不断地释放对自己对臣民的善意和关怀。他听到的，几乎都是臣民们对自己的感激歌颂之词，他自认为他统治下的大清王朝，正在步步攀升，走向盛世。
“伪孙嘉淦奏稿案”里的内容，大大出乎了乾隆的预料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民间百姓对他的评价居然是这个样子，这让特别好面子而又珍重名誉的乾隆感到震怒。
其次，这个案子又勾起了乾隆对前朝往事的回忆。
他的父亲雍正皇帝，为了治理天下、为了解决百姓的疾苦而绞尽脑汁，可以称为清朝最勤奋的皇帝，然而，普天下百姓之中，却流传着关于父亲的种种谣言，谋父、逼母、杀兄、屠弟、贪财、好色、酗酒……。
乾隆很清楚，父亲之所以被舆论如此污蔑，主要是他严刑律法、整治腐败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。
因此，父亲雍正在位时为了打击政敌，曾经制造了很多著名的文字狱大案，比如吕留良案、汪景祺案等。
其实最初，乾隆对文字狱的问题上，是非常通情达理的。继承皇位后，乾隆立即颁布圣旨：“规定以后凡举报文字之罪者，如果举报失实，一律按诬告罪反坐。”他还赦免了雍正时期绝大多数文字狱案犯以及牵连之人。一时间，天下读书人如浴春风、感激涕零。
清朝的文字狱风潮被刹住了，从乾隆即位（年）到乾隆十六年（年），大清王朝文化领域风平浪静、波澜不惊，可以说乾隆初年是清朝为数不多的文化生态宽松时期，一时间，文人学者们重新拿起笔墨，开始吟诗弄月、谈古论今，大清文艺界呈现了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之貌。据推测，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。
然而，从乾隆十六年的“伪孙嘉淦奏稿案”开始，皇帝的心态发成了急剧转变。
不仅仅是该案件的内容让乾隆震惊，还有该案的调查结果，更是让乾隆震惊到心态失衡。
刚刚接到硕色的汇报时，乾隆以为这只不过是少数人所传，只需查明来源并销毁，这件事的不良影响很快就会消失，这件事只是个别现象，是帝国局部出现的瑕疵。然而，随着调查的进行，乾隆发现这不是贵州一个省的事情，全国各地都发现了这份伪稿，甚至在边远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也都在争相传诵这件事。仅仅四川一省几天内就抓获了二百八十多名传抄过的人，何况全国？
自诩为一代“圣君”的乾隆皇帝，真的是怒了，因为他突然发现，自己自即位以来，施行的无数善举，都已被百姓们忘在脑后，而对一份明显是荒诞无稽、对当今皇帝大肆污蔑的伪稿，居然能引起全国民众如此大的兴趣，上到各级官员下至贩夫走卒，争相传抄、如痴如醉。
本想通过仁政、通过儒家思想治国的乾隆，很尴尬地发现，自己居然面临着父亲同样的一种下场。
从乾隆十六年（年）到乾隆十七年（年）两年多的时间，乾隆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这个伪稿案上。因为他感到无比的冤枉、愤怒和委屈，他像疯了一样日夜
